【1963年人民大会堂】“首长，我真是个说书匠，不是历史学家。”高玉宝低着头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局促金配资炒股配资开户，却也透出倔劲。周总理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创作，就要敢写。”这一幕，只在现场逗留不到两分钟，却足以让围观者记一辈子——高玉宝的小说刚获奖，《半夜鸡叫》正被改编成连环画推广到全国。
后来，尘封的争议才慢慢浮上水面。2009年，辽宁瓦房店孟家一口气发了三封声明：“我们家太姥爷周春富没学鸡叫，更没折腾长工。”大伙儿一听，炸了锅——从教科书里跳出来的“周扒皮”，真有可能是被冤枉的？消息传到北京，已经八十多岁的高玉宝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艺术加工，别硬往真人身上套。”
故事得回到1927年。那年四月，复县太平村迎来一个瘦巴巴的孩子，高家给他取名“玉宝”，图个吉利。东北的天灾人祸没让这娃子讨到半点便宜，九岁那年，他已经学会在大连港口的臭水沟里捞煤渣。日本宪兵鞭子抽过来，他躲；地主账房把租子写高，他也躲，可怎么躲也躲不过肚子里的饥饿。想读书，没钱；想逃荒，没路。母亲那句“家里揭不开锅”在夜里像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1945年八月，日本投降，华铜矿的矿灯熄了。高玉宝背着破被卷，跟着解放军大部队走出矿坑。两年后，他穿上列宁装，成了解放军通信员。白天打仗，晚上说书——他会把“杨家将”和“呼家将”搅在一起胡编，战友们听得乐呵，等到递信件却常常把“桂”写成“鬼”。认字太少，他急得直冒汗，只好用故事换字：给你说一段三国，你教我写个“蒋”字，成交。石头当笔，大地当纸，他硬是把自己的“文盲”帽子一点点抠下来。
也是在连队，他翻到《少年毛泽东》。书里那句“谁来说说穷苦人的故事”像炸雷。高玉宝琢磨：老百姓的苦谁来写？我写。可笔头一落，难题就来了：好多字写不出。怎么办？画！“半”是半截窝头，“夜”是几颗星星，“鸡叫”干脆画只昂头的大公鸡。部队宣传干事单奇看了直乐：“继续写，哪天能印书。”自此，一盏马灯、一根铅笔头、一张油渍纸，就是他的全部资产。写到兴头，连队司令吴克华路过，他冲出去拦马求教笔划，司令哈哈大笑：“拦得好，字我教，你快写。”
1951年1月28日，《高玉宝》全稿完成，二十五万字，大鼓书板式加手绘图。军区请作者郭永江帮忙修订，删繁就简，章节一理，小说成了章回体。次年，《半夜鸡叫》被单独挑出来印成小册子，全国小学生都得背那几段：周扒皮半夜学鸡叫，长工们摸黑下地，汗没出就又得交租子。故事劲爆，定位明确——批判封建地主。出版方从没说过“周扒皮”等于周春富，可名字撞上，难免让人信以为真。
时间快进到2009年。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把一沓旧账册摊在记者面前：爷爷对自己都抠门，长工反而能吃上苞米饼子、豆腐汤，“半夜鸡叫”离谱。孟家人还找来当地老人孔兆明作证：“我在周家种过地，真没听过半夜鸡叫。”社会舆论迅速分成两派：一派护“艺术真实”，一派追“历史原貌”。畜牧专家也来凑热闹，说公鸡得有自然光刺激才打鸣，午夜十二点不可能；农学学者接话，黑灯瞎火下地效率为零，地主没必要干这种傻事。看似合情合理，可争论又回到原点——小说里塑造的是群像，而不是某一个户主的日记。
高玉宝当年走村串连，听的见闻成百上千。有的地主不让长工穿红挂绿，有的地主算帐比算盘珠子快，有的借200串铜钱两年收利960串。这些片段混在一起，才有了“周扒皮”。他在口述里反复交代：“我用的是生活原型，不是生活翻版。周春富家那点事，和小说不是一码子。”郭永江也提过：“文学用典型形象反映普遍现象，名字只是符号。”
不过，一旦作品进入课堂，就容易被当成“史实”。几十年过去，读书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谁还分得清“符号”与“真人”？孟家伸冤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可若因此就想给所有地主洗白，那才叫危险。高玉宝接受采访时干脆：“天底下难道没有这样压榨人的事？你敢说没有？”现场没人敢接口。
民间学者后来整理各省旧案卷：鄂城县刘姓农户借200串铜钱，两年后利滚利到960串；无力偿还，房子抵押，再欠160串，家破人亡。这样的例子，华北、江南都有。与这些现实血债相比，《半夜鸡叫》写得甚至算“克制”。
至今，“周扒皮”已经成了一个标签，一种旧制度剥削的象征。孟家后人要澄清太姥爷的具体行径无可厚非，但武断地把“艺术人物=祖辈原型”或“小说不真=地主无恶”画上等号，则完全是两回事。高玉宝当年在广东前线写完最后一段时，只想给苦大仇深的人们留一个出气口，让儿童读懂：早起干活的不只是一家长工，而是一整个阶级。
争议会继续，可纸上那只半夜叫的公鸡不会住口。它提醒世人：字可以改，画可以重画，阶级压迫的记忆不能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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